《知青在剑阁》文史资料摘选——在广阔的天地里

作者:廖光星

在广阔的天地里——知青生活点滴

廖光星

20世纪70年代初,我初中毕业。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号召下,于1974年背起铺盖卷来到江石乡西山大队一队插队落户。说实在话,我不是冲动,也不是为了挣表现,只有一个朴实的想法,那就是城镇知识青年不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分配不到工作。

4年的知青生活感慨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那些人和事还历历在目。

五谷分不清

刚到农村,我虽然已满18岁,由于身体单薄瘦小,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贫下中农不喊我的名字,送我一个“雅号”——廖娃,其意思是说我虽然是一个知青却仍象个娃儿。在全乡几十个知青里,我是唯一享有这种雅号的知青。

既然是个娃儿就做娃儿的活路,在保管室协助保管员晒粮食、晒棉花,或者和妇女们一起薅草、掰玉米、摘棉花等,这些都是轻活儿。生产队很照顾我,每天给工分10分,这是男子汉全劳动力每天的工分标准,而他们做的活儿是抬石头、背毛粪、耕田、犁地等重活。我和他们相比真是不同工却同酬。有个社员私下抱怨:“这些知青娃儿才划得着,既不出早工又不做重活,工分还和我们拿的一样多,太不公平了!”立即有人讥讽他说:“下辈子你变个城里人就公平了。”还有人说:“要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这些城里娃儿咋会跑到山沟沟头来哟!”的确,在待遇上知青是享受了“特权”的。

记得三月撒谷芽下秧,看见一女社员把谷芽撒在稀泥上,我就随口说:“铲槽槽撒在地里嘛,这好麻烦哟。”我的话把这女社员笑得一屁股坐在田坎上:“廖娃儿嘞,你在地里点亩谷子给我们看看,长得出来不?水稻、水稻,就是要靠水嘛。”后来我才知道要想吃米真不容易,浸种、发谷芽、泡田、育秧、栽秧、踩秧、打谷子,要经过好多道工序。真是粒粒皆辛苦,不下乡哪知道这些?

有一次,我和妇女们一起在玉米地除草,我卖力地薅呀薅呀,玉米苗行里的大草小草薅的很干净。我正得意,旁边的张嫂突然大叫起来“廖娃儿,你咋个把高粱苗苗也薅了呢?”我有点莫名其妙 ,“啥子高粱苗苗?”张嫂顺手捡起一根高粱苗“看嘛,这就是高粱苗。”“这个苗苗好细哟?我还以为是草呢。”我无知的辩解着。队长知道后笑了笑说:“你们这些城里娃儿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应该到农村锻炼一下啰。”他说得很随意,却把我羞得一张脸通红。

口粮换收音机

在农村生活,白天还不觉得寂寞,最难熬的是晚上。农村没有电灯,没有什么看戏看电影的文化娱乐活动。特别是冬天,天黑得很早,吃完晚饭才六点过,真是夜伴孤灯思乡愁。隔壁成都知青熊仕杰有一台收音机,既可听新闻又可听歌曲,还可听其它文艺节目,令我羡慕不已。一下萌生了买收音机的念头,但钱从何来?一部小收音机要40来块钱。在70年代,单位职工的工资很低。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在城关医院工作,每月才20多块钱,全家人的生计就靠这一点收入,不可能给我拿钱买收音机。解决问题还得靠自己,但靠挣工分的收入买收音机显然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三角多钱,除去生产队给你分的口粮钱,一年也就只剩十几块钱,根本不够。想来想去只有从嘴巴上省,卖粮换粮票。我在生产队称了百多斤谷子到公社粮站换成粮票,又把粮票拿到城里悄悄卖了,终于凑够了买收音机的钱。在县城百货公司买了一部上海产的浦江牌便携式收音机,还不敢对家里人说。因为在那个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不把粮票拿回来帮补家里,还偷偷卖口粮买收音机,简直有点不近情理。

有了收音机,空闲时间就不那么寂寞了,听新闻听评书听样板戏听歌曲。从这以后我喜欢上了唱歌唱样板戏,没事时就跟着收音机学。收音机就是我的老师,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的男女唱段我都会唱,歌曲如《回延安》《乌苏里船歌》《雄伟的天安门》《万岁毛主席》《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很多首歌我都学会了。由于自己先天嗓音较好乐感也强,模仿力强,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辅导,知青们听我唱歌后都觉得还有法听。在乡上和县里参加知青先代会我都要上台一展歌喉,得到了几个巴巴掌,心里颇有几分得意。

收音机成了我下乡期间最好的伙伴。只要回到屋里,第一件事便是开收音机,然后才烧锅煮饭或做其它事。收音机让我第一时间了解了国家大事,培养了我唱歌的业余爱好。几年后我读师范和调入县文化馆从事群文辅导工作,都与喜欢唱歌有关,也可以说是收音机引导我走上了文艺这条路。

扮演刁德一

1975年初,西山大队书记唐怀信到化林大队参观,见他们大队文艺宣传队搞得很红火,就与大队团支部书记张子富同志研究决定,在大队五个生产队中抽出一些有文艺爱好的青年男女,成立西山大队文艺宣传队。这是江石公社唯一的一支文艺宣传队伍。没有现成的文艺演出资料,也没有编排节目的专业艺术指导,10多个宣传队员中只有我和梁夏云是下乡知青。城里的青年看得多听得多些,所以我俩就自然成了宣传队的艺术指导。我们编排了舞蹈《阿佤人民唱新歌》,表演唱《逛新城》、男女声对唱《浏阳河》、独唱《回延安》以及相声等歌舞和曲艺节目,还排练了京剧《沙家浜》选场“智斗”。回乡青年张连双扮演胡传魁,下乡知青梁夏云扮演阿庆嫂,大家说我身材瘦小,刀儿脸尖嘴猴腮,一看就是个奸臣样子,加之我会唱刁德一的所有唱段,所以由我演刁德一。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收录机磁带伴奏,所演节目一律由大队民兵连长陈元满的一把破二胡、张连双的一只不晓得是啥主调的竹笛伴奏,两个乐器合在一起七扯八顿,左里黄气地只图拉得声吹得响。记得有一次演出,我唱《回延安》,笛子伴奏调门高了,把我挣得喉咙都出血了,从那以后我唱歌唱样板戏再也不敢要他们伴奏了。服装也很随便,没有统一舞蹈服,跳藏族舞和佤族舞,女同志把不同颜色和花饰的铺盖面子一围就是裙子。我演刁德一的黄军服,还是当兵的发小送给我的。有人说刁德一是参谋长该是四个兜兜,廖娃儿穿的军服是两个兜兜的士兵服。没办法将就用总比没得好,至少是黄颜色的军装。

西山大队文艺宣传队,人虽不多但很团结,又有大队党支部的支持,队员们演出的水平不高却都很认真。宣传队先后在全公社各大队巡回演出,还到城郊公社江东大队演出,得到社员们和公社领导的夸奖。

我加入大队宣传队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混工分,因为宣传队每月要抽几天时间排练节目,我就可以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二是挣表现加入团组织。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是工商业主兼地主,不属于“根正苗红”的那种知青,因此必须加倍努力表现自己。招工招生要看政治表现,大队还要签意见。

夜跳“丰收舞”

知青,不管是成都知青还是剑阁本地知青,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远离家乡,父母管不到,农民不敢管,有时难免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偷农民的鸡呀菜呀,偷生产队的柴呀粮食呀。社员明晓得是哪个知青偷的,又没抓到“现形”,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偷点菜还无所谓,不值几个钱。若是偷只鸡损失就大了,一只下蛋的母鸡是农民买油盐酱醋的钱袋子。那个年代的农民实在是太贫困了,偷了鸡就等于把他们的钱袋子偷了。

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从公社开会回来,边走边耍。天已黑了,有个女知青说:“哎,今天晚上找个地方跳一回‘丰收舞’吧?”我不晓得这是他们的黑话,“天这么黑,你们还跳啥舞哟?”大家都笑了,说我是瓜娃子,这个话都听不懂。后来我才明白跳‘丰收舞’就是到地里偷东西。说实话我下乡一年多,还从来没偷过什么,有时没得葱子蒜苗就向农户要点,也从来没想过去偷。我们几个人路过一块豌豆地,就像电影《地雷战》里的日本鬼子偷地雷一样,四处张望一下后钻进地里,有人问:“是不是农民的自留地?”“是生产队的地。”听起来还真有点仗义,只劫富不祸贫。我紧张的在路边扯了一把,一个女知青说:“进来扯中间的不容易被发现”,真是作案老手。我钻进地里连抓带扯的扯了一抱豌豆苗抱起就跑。平生第一次做贼,心里呯呯直跳,生怕被人发现。

第二天早上队长敲门叫我出工了,我睡在床上扯谎说感冒了。张队长关心的说:“廖娃儿,赶紧到大队医疗点整点药吃,你那身体单薄的很。”听到这话我差点笑出声来。我躲在屋里门都不敢开,悄悄的把豌豆剥了,将豆苗藏在柴堆里怕被人发现。下午在地里做活路,听见妇女队长对旁边人说:“昨晚梁上豌豆地被人偷了,生产队阶级斗争又出现了新动向,狗日的五类分子皮子又在发痒了,要狠狠地整一下。”我心里想,事是我们干的,要真是斗五类分子,那就冤枉人家了。

过了几天,队里并没有开批斗五类分子的会。后来有一次和队长闲聊,他无意中说出偷豌豆可能是某队知青娃儿,因为他们在现场捡到一枚发夹,有人认出是XXX的,所以就没有深究了。队长说他不明白一个女娃儿偷那么多豌豆干啥?吃得完不?他没想到还有我们这些同伙。从那以后我再不去跳“丰收舞”了,一旦被人发现,政治上留一个污点,影响自己的前途。

“他”叫我同志

我下乡的生产队有70多户260多人,其中有13户家庭成分不好。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些五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政治地位及待遇都很低,用队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你们乱说乱动。”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近70岁的地主分子王永生。他们家不是本地人,是从开封某乡迁移过来的。据说开封区有国防厂矿,怕他们搞破坏、泄密,所以政府就把那些家庭成份不好的农户迁移到其它区乡镇。王永生举家迁到西山大队一生产队。本来外来户就有点受排挤,又加上是地主成份,当然就没有好果子吃。象王永生这样的“分子”,已经70来岁,按常理应安度晚年,却被强制劳动改造,重活路做不了轻活路则不少,做一天才两分工。象他这样年龄的五类分子生产队还有好几个,他们白天要做农活,晚上还要义务看守保管室,夏天蚊子咬冬天寒风吹。我有时候突发奇想,既然他们是阶级敌人,政治不可靠,咋个还让他们去守保管室?万一他们想搞破坏,一把火烧了粮仓,那集体损失就大了。

下乡不久的一天晚上,我靠在床头听收音机,突然传来轻微的很有节奏的敲门声。我有点诧异,猜不出是谁。因为一般社员不论是年长或同辈找我,都是无规律地使劲敲几下门喊:“廖娃儿,廖娃儿”,唯有这个敲门的很文雅。我开门一看是王永生,我晓得他要去看保管室,心想:“他找我做啥?”。王永生颤颤抖抖地从怀里摸出一个东西,嘶哑的声音中带有请求“廖同志,我想请你帮我买五个麻饼子。”他晓得我每月都要回家耍几天。我随口回了句“赶场的人多,随便找哪个给你带嘛。”他摇摇头说:“找人家带不方便”。我心想代买几个麻饼子有啥不方便?煤油灯下我看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流露出一丝祈求,就没再说什么,接过卷成一砣的五毛钱和半斤粮票。“谢谢你了。”他说完转身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不要给我家里人说哈。”这下我才明白为啥找人家带不方便,他是怕家里人晓得了不高兴,毕竟那是个吃不饱饭的年代。我不知道他的钱和粮票从何而来。但他背着家人买东西吃,肯定是吃不饱,更别说想吃点啥好东西了。

黑暗中,看着他提着昏暗的马灯慢慢消失的背影,心里流露出不知是可怜还是同情的感叹。从那以后我经常帮他买麻饼子,有时候他没粮票我就给他垫上,而且他总是晚上去守保管室的路上来到我家,走时总会说一句“廖同志,谢谢你。”这是我下乡4年唯一一个喊我“廖同志”的人。我考学走后几十年,遇见当年插队时的乡亲,见到我还是喊“廖娃儿”,听起来很亲切,我却真有点不好意思,毕竟自己是六十岁的人了。

考中专风波

1978年是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正常招生考试的第二年,我决定报考中专。白天劳动晚上抽时间看书,成绩下来后我没有征求家里人的意见,自己报了沈阳有色金属学校。我心想考了333分,还多做了40分的附加题分。按录取分数线300分至325分是省属中专标准,325分以上是部属中专标准,我的身体也健康,下乡政治表现比较好,考这个学校应该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拿。

等呀等,等到很多和我成绩差不多的知青,人家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就我没有来。等到最后很多省属中专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还是没有我的通知书。生产队有些社员背到我说风凉话“廖娃说他考得好,人家都走了他还在生产队窝起,是不是没考起不好意思对我们说哟。”其实,我和我的家人心里非常着急,不晓得出了啥问题?我姐姐托在城关小学教书的王洪元老师去问县文教局人事股长王兴志同志。王洪元老师问王兴志股长“王股长,那些报考省属中专的人都通知了,咋个报考部属中专的人还没得到通知?”言下之意录取应该是从高到低。王兴志股长随口就说出“哦,你说的是廖光星嘛?他照片照拐了。”王洪元老师很诧异“照片照拐了?啥意思?”王兴志股长说出了原由,“人家招生那个女同志,说他象个二杆子。”二杆子是我们四川的土话,指不务正业的混混。王洪元老师听后很气愤,她是我姐夫的姐姐,很了解我的为人,“廖光星这么老实的一个娃儿,咋会是二杆子?”可能是沈阳有色金属学校来四川招生的女老师,见我的照片照得有点“洋”,怕我是二杆子以后不好管,她还专门问当时管招生工作的王兴志股长,“这个人咋样?”王兴志股长根本不认识我,当然无法准确回答,就对她说:“档案里有推荐材料”。那个女老师并不因为我是团员和推荐材料的真实评语而录取我。就因为照相讲究了点,头发梳得伸展了一点,毛衣上翻出了个白衬衣领,就断言我是“二杆子”,真是天大的冤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以貌取人无情地剥夺了我外出读书的权利。

我姐姐知道事情的由来后,就让我给省招办和绵阳地区招办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鸣冤叫屈,话不多才两百来字。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在那个法制还很不健全的年代,谁会在意一个平头百姓的事。我左等右等,信寄出去后根本没有回复。我心想沈阳有色金属学校不要我,全国那么多中专学校他们总不会不要我。半个月后突然接到剑阁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在填报中专志愿时我并没填报师范,也没有经过面试,我不想教书。所以,通知书来了快半个月我都不愿意去报到。姐姐劝我还是去读师范,好孬是一个中专。在那个年代能考个师范,对农村孩子来说是跳出“农门”,对城市青年就是就业。当时心里的确很不平但又很无奈,我只怨自己的命,考高中成绩合格政审不过关,考中专又冒出这么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多年以后,当我无意中再看到那张照片时,望着照片上微笑的我,心里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我还是相信国外一位哲学家的名言:“当上帝把这扇门关闭后,同时会给你开启另一扇窗”。剑阁师范毕业后,我在高池小学任教一年,因为自己有唱歌的爱好,1982年我调入县文化馆从事群文辅导工作。工作中自己又慢慢学习音乐、戏曲、文学创作。如果当年有幸进入沈阳有色金属学校,那我人生的轨迹将是另一条道。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论你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认真努力去干,都会做出成绩,并从中找到快乐。

在广阔的天地里4年的知青生活,我虽然没有做到毛主席说的大有作为,但我充分认识和体会到他老人家所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短暂的农村生活,锻炼了我的身体,磨炼了我的意志,加深了我和农民的情谊。我学到很多农业知识,了解了很多农村风土人情,为我后来从事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生活源泉。40多年过去了,我常常在回想,人年青时经历一些磨难不是坏事,生活中的磨难会让你成长,砺炼、睿智,最终融入社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