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在剑阁》文史资料摘选——忆我知青岁月中值得回味的几件事

作者:张  立

忆我知青岁月中值得回味的几件事

张   立

人生如梦,岁月如歌。在我近4年的知青岁月中,有以下三件事是值得回味的。

串   队

串队是我知青生活中最丰富多彩的一页,在整个知青生活中占有很大比例。串队就是知青由本生产队到其他生产队,也可以是其他生产队知青到本生产队,互相串联在一起,共同学习、生活和娱乐的一种群体性活动方式。知青串队可以排解孤独寂寞,会见新朋老友,交流学习心得,改善伙食等。回忆我在知青串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仍感津津有味。我最爱去串队的地方是中心六队,中心六队的知青李光初和张增宪也爱到我们中心四队来聚会。那时我们两个队的串队频率是最高的。一是我们两队之间地理位置靠得很近,我们中心四队地名叫张家角,中心六队地名是张家岩。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对方的知青住房,步行速度快的话也就半小时。二是我们4个知青很合得来,大家经常串在一起改善生活,交流学习心得,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记忆很深的那一次串队,是我们4人在我那里吃晚饭时喝了酒壮了胆,听人说县城在上映罗马尼亚电影,我们4人在酒精的刺激下,一致决定走夜路去县城看电影。大家毫无畏惧地在夜色中匆匆上路,从生产队到县城有80来里路,山路上根本没有路灯,只有天上星星始终伴随我们前进,半夜山村寂静,除了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外,就剩我们走路发出的脚步声。走夜路很安静,走着走着头发就被露水打湿了,连续行走,又困又累。走到了塔子山,看到县城的灯光了,体力不支的张增宪再也走不动了,我的体力较好,就把张增宪背着沿下山小路走到了县城。这时天刚蒙蒙亮,我们几个知青是第一批吃客,吃了久违的油条,我们直奔电影院看电影,解了电影馋后,我们几人又一同沿来的山路走回了公社,回到各自的生产队。为了这次看电影,我们不惜牺牲睡觉时间,打破串队常规,来回共计走了160里路。既丰富了当时十分缺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充分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这次特殊而难忘的串队,是我知青生活中最精彩的一页而成为知青们回味的佳话。

我们除了常去男知青生产队串队外,还时不时地去女知青生产队串队。去女知青所在生产队串队,目的很单一,人也很纯真,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改善伙食。我们男知青当年都是一帮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天真无邪,单纯幼稚。经常去串队,我们还总结出串队的规律来。比如,从山上去山下串队,不要急着进村,要在山上观察烟囱冒烟的情况,当烟囱冒出的烟由浓变淡后,凭此就知道主人家已煮好饭炒好菜了,这时进村正当吃饭时点。我记得有女知青曾问我们,为什么你们每次来得都正是时候?我们却笑而不答其中的奥妙。

有一次,我处一下子来了6个串队的知青。由于不约而同来了几路人,吃饭倒没问题,但晚上睡觉床不够。我记得在一个稍宽一点的单人床,一头挤了3人,两头挤了6人,半夜翻身要喊一二三,必须一齐翻身才行。我依稀记得李光初是用一根扁担搭着两头,在扁担上睡的觉。那真的是苦中浪漫,苦中有乐。

有一次我从木马公社串到江口公社范华元那里,仅单程就有近50里路。那时农村生活条件很差,我从这么远去,范华元也非常高兴,因为我俩在城里是住一个单元的邻居,而且小孩时几乎天天在一起玩,是好朋友。为了隆重接待我,范华元把自己养的一条大黄狗杀了,记得狗在痛苦的流泪,我作为客人吃着香喷喷的红烧狗肉感觉很爽,范华元却吃不下去,一吃就吐,看来人与狗甚至比人与人感情还深。我在农村也曾养过一只小狗,因外出串队被饿死在我的房子门前。回想这事就感到那时自己的狠心,不成熟,不懂事,但谁又不走一点弯路呢?人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

挣工分

20世纪70年代的剑阁农村,农民是按劳动力评工分计算年收入的。知青插队落户后也同农民一样,要按个人劳动能力大小评工分,每天按其所做农活记工分。在我们队,男的全劳力最高一天可记10分工,女的全劳力最高一天可记8分工。

刚下乡时,队长想分配我们知青与妇女一起劳动,干摘棉花的活儿。我当时坚决不干,摘棉花的活劳动量最小,我一天只能挣3分工。我向队长提出来,我们是男人,又是年青人,绝不能把我们当妇女一样使用。队长说我们知青没劲又不会干农活。我当即就找生产队的几个壮劳力来摔跤,获胜后队长同意我加入男工队伍,经过大概3个多月的劳动锻炼,背挑抬全部学会了,并同队里全劳力男工一样劳动,每天记10分,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全劳力。下乡第一年,我除去生活成本,收入了100多元,在那时是比较高的。我们生产队经济条件也不错,一天10分工值4毛多,在大队里好像算是中上水平。

我也有幸挣过所谓的粑粑工分。那就是为生产队守柴山守玉米地这些活。因我刚下乡时打过几次架,一次是与老知青曾凡友在我队发生冲突,为保护我队农民而打架。再一次是与一个王姓公社副书记发生争执,也是为了替我队农民出气而出手把这人痛揍了一顿。另几次是把七队到我队偷柴偷地里粮食的几个人抓到我队晒场,当着队长和农民面把七队的小偷打翻在地起不来,大大地长了我队的威风。鉴于这种原因,队长说我会打拳,所以安排我去守柴山守玉米地。凡队长安排我去干守什么的活儿,我都欣然接受。这种活就是挣粑粑工分,不仅记10分工,而且很是惬意。我每次都是拿一本书,选一个制高点,躺在石头上边晒太阳边看书。

不过挣粑粑工分毕竟是少数时间,绝大多数时间仍然是与农民一起干农活,参加修水库这样一些繁重的体力活,挣辛苦实在的硬工分。虽说艰苦,但也充分锻炼了我的身体和意志品质,吃苦耐劳,不畏困难早已成为知青这一代人的特质。

干部印象

山区农民憨厚朴实也体现在基层干部身上。上世纪70年代山区农村的基层干部,属于非常踏实肯干的一代。我下乡时还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只有公社干部是领工资的脱产干部;而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则是不领工资的非脱产干部。也就是说大队和生产队这两级是最基层的干部,他们必须要在本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才能计算工分,才有自己和家庭生活的经济收入来源。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农村是“农业学大寨”的鼎盛时期。我们生产队队长张宗荣是“农业学大寨”的榜样。他在生产队干农活算是一把好手,无论背挑抬哪一样农活都是在前面带头干。基层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才能树立威信。我们生产队的会计张光武,有着年青人的活力,头脑灵活,技能精湛,珠算打得又快又准。我们中心大队共有七个生产队,作为大队会计的张光泽,更是一个能干人,思考问题头脑非常清晰,把全大队的经济核算工作搞得清清楚楚。作为大队书记的王正德,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对农民包括对我们知青都很厚道,心中成天想的主要就是农业,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段经历就可证实。那是我与王书记一同到成都治疗他的膝盖疾病。王书记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代表。他因长年下田耕冬水田,膝盖严重积水,后来发展到连走路都困难了。农村医疗条件很差,县医院医疗水平也不高。鉴于这个情况,我把王书记带到成都川医治疗。我们每天要从成都东郊往城里川医去,路上经过春熙路、青年路等繁华地段,他不解的问我,成都天天都逢场吗?我告诉他城里与农村不同,人口高度集中,不需逢几赶场,天天都是这么多人。有一天治完病后,我知道成都市体育场在进行足球联赛,我带王书记去观看足球比赛。他因从未看过这样的比赛,确实也看不懂,就从他的农业角度提出,说这个地方要能把水关起来多好,可以种多少水稻啊!我告诉他这地方是用来搞体育比赛的,不是用来种粮的。我还带王书记去了人民公园,当他第一次看见金鱼时,直观上认为这些鱼很好看,但又感叹多少条都弄不了一碗来吃。我告诉他金鱼只供人们观赏,不是弄来吃的。

王书记到成都治病的这些经历,虽然看似笑话,但却充分看出那时山区农村基层干部多么的纯朴和可爱,他们心目中除了农业还是农业。很可惜的是,那时受极左思想和政策的限制,农村基层根本没有经营自主权,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枉有满腔热情和干劲,尽管他们长年累月天天辛勤劳作,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甚至连吃饭和穿衣这样的基本生活问题也未解决好。尽管如此,我觉得在上世纪70年代,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一起劳动,一道吃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干群关系,今天来看仍然是值得称道和提倡的,也并没有过时,当时那种奋斗精神也是值得今天的年青干部学习的。